改革完善高職院校考試招生辦法，鼓勵更多應屆高中畢業生和退役軍人、下崗職工、農民工等報考，今年大規模擴招100萬人。”

“中央財政大幅增加對高職院校的投入，地方財政也要加強支持。”

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把職業教育提升到了更加突出的位置，內容篇幅之多、涉及范圍之廣、功能定位之高、支持力度之大，前所未有。格外引人注目的是，這些表述并不在傳統的政府工作報告中的教育工作板塊，而是在“多管齊下穩定和擴大就業”部分，與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并列于宏觀政策層面。

這些表述隱藏的熱點有何深意？為今后職教改革發展釋放了怎樣的紅利信號？記者就此采訪了多位全國人大代表和專家。

職教內容為何“置頂”于宏觀政策層面？

“報告對職業教育給予前所未有重視，不僅體現在超長的文字量、細化具體化的政策措施，還體現在堅定有力的政策力度，表現為‘五大兩高’，即大規模（擴招）、大幅度（增加投入）、大改革、大發展、大覆蓋（擴大獎助學金覆蓋面），高標準（提高補助標準）、高質量（提高辦學質量）。”全國人大代表、江蘇省教育廳廳長葛道凱總結道。

職教工作的有關表述“置頂”于宏觀政策層面，在中國職業技術教育學會副會長、上海教科院原副院長馬樹超看來，有三層含義：其一是對職業教育是類型教育論斷的落地，讓類型教育不再是“空中樓閣”；其二是強化了“職業教育是國民教育體系和人力資源開發的重要組成部分”，鼓勵更多應屆高中畢業生和退役軍人、下崗職工、農民工報考高職，對于多管齊下穩定和擴大就業，高職能發揮實質性的“定海神針”作用；其三是充分體現了《國家職業教育改革實施方案》（簡稱“職教20條”）的“三個轉變”，職業教育將不再參照普通教育辦學模式，而是要有自己鮮明的專業特色。

對于第一層含義，馬樹超展開說，這是黨中央、國務院對過去高職改革的高度認可，高等職業教育在歷史關鍵時刻對于解決經濟問題、解決就業人口結構問題的重要性有目共睹，這是職業教育作為類型教育的重要特征。前不久發布的“職教20條”，第一句話就強調“職業教育與普通教育是兩種不同教育類型，具有同等重要地位”，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新判斷，加快發展現代職業教育，被國家當作緩解當前就業壓力和高技能人才短缺的戰略之舉，是創新和完善宏觀調控，確保經濟運行在合理空間的一個重要保障。“就業穩定了，其他的就好辦了，這充分肯定了高等職業教育的定位。”馬樹超說。

高職擴招100萬人對未來影響幾何？

高職大規模擴招100萬人，這是今年政府工作報告在職業教育中的一個最突出的量化指標。

“按照我的理解，擴招100萬人，更多的是從六穩之首的穩就業出發，從實體經濟發展急需的技能人才出發，從‘大學生就業難、技術工人招工難’兩難并存的狀況出發的決策，而并非純粹從應屆生源考慮。”教育部職業技術教育中心研究所研究員姜大源分析認為。

姜大源說：“我曾如此多次提到3個被教育部門忽略的大數據：農民工2.87億、退役軍人0.57億、殘疾人0.85億，三者相加4.3億。他們需要掌握一技之長，需要就業，國家才能穩定地應對百年之大變局。也只有職業教育，也只有中高職院校才能擔當起此重任”。

浙江工業大學教育科學與技術學院教授劉曉認為，“扎實做好高校畢業生、退役軍人、農民工等重點群體就業工作，加強對城鎮各類就業困難人員的就業幫扶”，并鼓勵退役軍人、下崗職工、農民工等報考職業院校，這不但賦予了新時代職業教育的新使命，更加豐富和拓展了新時代我國職業教育的受眾對象和發展空間。職業教育的重點不再只是保證受眾獲得一技一藝求得工作和生存，而是轉移到滿足個體長遠發展需求上，并且將更大程度地與整個教育系統發展相融合。

劉曉認為，職業教育在對象的選擇上將出現以下變化：一是非傳統應屆生源的比重將明顯增加。與傳統生源相比，非傳統應屆生源主要是指超出適齡人口范圍但有著廣泛教育需求的社會人群，因其教育背景、學習方式和學習能力等方面的差異，將不可避免地帶來高等教育需求結構和供給結構的調整變革。二是公共培訓服務項目日趨遞增。隨著政府公共服務能力提升，今后將會推出更多企業員工、下崗人員、農民工轉移、退役士兵等帶有技能補償性質的公共培訓服務項目。

全國人大代表、南京工業職業技術學院工程技術實訓中心主任王紅軍認為，我們一直提倡學分銀行，實際上獲得職業學歷證書后，不一定非要有入學考試，比如用職業證書可以抵一部分課程。證書的互通會讓職業教育更加開放，面向整個社區，面向整個區域經濟。技能證書互通最大的變化是招生方式會發生改變。職業教育的未來會越來越開放，比如面向農民工招生，就沒辦法參加統考，招生的方式發生改變后，必然會影響到學校的教學設計過程發生變化。

高職院校投入加大意味著什么？

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中央財政大幅增加對高職院校的投入，地方財政也要加強支持”。

在記者采訪的幾位專家看來，“地方財政也要加強支持”提得非常明確，因為這事關職業教育大規模擴招等政策的落地。

據悉，國務院對省級政府的30項督查激勵措施里（參見《關于對真抓實干成效明顯地方進一步加大激勵支持力度的通知》），其中第二十條是有關職業教育的，是唯一一項教育的內容。

“不能以會議推進會議，以文件落實文件。”馬樹超連續7年主持發布《中國高等職業教育質量年度報告》，每次單列“政府責任”章節。據他觀察，黨中央、國務院的政策是否能在各省份落地，在實際上存在差距。

他舉例說，對照財政部、教育部關于2017年各地公辦高職院校“年生均財政撥款水平不低于1.2萬元”的要求，這是早在2014年就提出來的指標，但是到2018年至少還有5個省份的生均撥款水平未達標，這5個省份東中西部地區都有。

“實際上每一次公共財政經費政策的落地都是有困難的，這就特別需要各地政府提高認識，共同保障目標實現。”馬樹超說，其實職教戰線特別擔心的一點是，如果只是大規模擴招，不增加教育資源投入，勢必會攤薄高職院校生均資源，引起教育教學質量下滑。一分部署，九分落實，只有把職業教育政策落地了，才能真正迎來職業教育的春天，也是破除“唯升學、唯文憑、唯論文、唯帽子”的重要行動。

對于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的“實施職業技能提升行動，從失業保險基金結余中拿出1000億元，用于1500萬人次以上的職工技能提升和轉崗轉業培訓”，王紅軍建議，相關的職能部門應該出臺可操作的政策來加以落實，且是公開透明的，其中包括培訓的標準和基本流程培訓費用的公開透明，同時要具備可監控性。

職教大改革大發展面臨哪些挑戰？

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要以現代職業教育的大改革大發展，加快培養國家發展急需的各類技術技能人才，讓更多青年憑借一技之長實現人生價值，讓三百六十行人才薈萃、繁星璀璨”。

“高等職業院校不能盲目樂觀于擴招帶來的福利而停止優化自身內涵的努力。可以設想，擴招100萬人的背后，高等職業教育的招生、就業、師資配備、教學資源優化、專業結構和人才培養目標的定位都將面臨挑戰。”劉曉說。

劉曉分析認為，事實上，高等職業教育的擴招，不僅是數量規模的擴大，更是生源對象結構的豐富。在過去，高等職業教育的生源主要以18~22周歲適齡人口為主，即主要是傳統生源。但今后，退役軍人、下崗職工、農民工等非傳統應屆生源比例將持續提高，因其教育背景、學習方式和學習能力等方面的差異，將不可避免地帶來高等職業教育需求結構和供給結構的調整變革。

馬樹超認為，現代職教的大改革大發展，應該首先完善職業院校的設置標準，原來職業院校的設置標準也是參照普通院校辦學要求，而現在“職教20條”明確要求按照“三個對接”加以完善：專業設置與產業需求對接，課程內容與職業標準對接，教學過程與生產過程對接。

馬樹超在調研時，希望職業院校提供校內實踐教學工位數的統計數，但是不少職業院校表示“我們沒有實踐教學工位數的統計”，如果不重視校內實踐教學工位建設，談何教學過程對接生產過程？所以，馬樹超建議，完善職業院校設置標準，還需要教育行政管理部門按照“三個對接”的要求進行職業院校設置標準的頂層優化設計。